我们可以通过文学作品来阐明哲学思想。比如像战国中期的庄子，他的《庄子》著作中那些妙趣横生的寓言故事，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开端，因此庄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同时也是了不起的文学家。反过来，我们却不能用完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作品，评价文学艺术。不过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某个段落或者某些文字时，或许能体会到作者的哲学思维，并以此为引子，再联想到其它哲学著作，去洞悉哲学思想。这，算不算是融会贯通？（害羞捂脸）比如我喜爱的作家钱钟书先生写的长篇小说《围城》，多年以前阅读时从未从哲学角度思考，只被他登峰造极的文字描写以及精言妙语的风趣诙谐所吸引。估计那时的自己太年轻了，没有生活的历练不可能想到那么深刻。然而，昨天晚上听到代代朗读《围城》中的一段文字时，我却醍醐灌顶般联想到《庄子·齐物论》的一些论述，从而有了与作者对话的机会。钱种书写道“天下只有两种人。比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却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若以《庄子·齐物论》中“朝三暮四”之法，这两种吃法无异。庄子说：“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意思是说一个养猕猴的老翁给猴子分山栗说：“早上三升晚上四升。”猴子们都发怒了。老翁又说：“那就早上四升晚上三升吧。”猴子们都开心了。三和四数字及总数都没有变化，但是颠之倒之却能影响猴子们的喜怒情绪，老翁就是顺应了猴子的意思。因此圣人混同是非，而一任自然成事，就像泥坯因陶钧的运转以成器皿一样，这就是纯任是非，类似于陶钧向左向右运转而皆无不可。一串葡萄翻过来复过去地吃并无差别，葡萄还是那串葡萄，可吃葡萄之人的心境却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钱钟书写《围城》时的社会背景，年动笔写到年完成，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黎明前，东方既白，曙光即将来临。动笔写的第二年，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举国上下欢欣雀跃，这是人们心中希望之实现。这之后又有新中国成立的更大希望，新中国成立后会面临百业待兴，还会有更多的希望，一个接一个，人们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在那个社会背景下给人以希望是多大的鼓舞？第二种吃法的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给自己留有希望，这更符合当时的普遍审美之道。钱钟书这样写，是因任众人，自然而成，却“已而不知其然”，这便谓之道也。从道的角度看，所有事物都没有成与毁、优与劣的区别，都是浑然一体的。掌握了道，就像进入了环的中心，”然乎然“,“不然乎不然”，“以应无穷”。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按照第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这样写，享受于当下，把美好放在回忆里。当时之中国疮痍满目，国力极度疲弱，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享受于当下？当时国人的回忆又是什么呢？侵略者入侵中国，烧、杀、抢、夺，硝云弹雨，到处断垣残壁，家国俱忧。所以因任众人，希冀于未来，给人们以希望就是莫大的鼓舞，这就是道的作用。再切换到现在和平年代，物资丰富，国泰民安，人们安居乐业，完全可以并有条件享受于当下的生活。有些在大都市生活的人还希望回归到田野，去乡下给自己一些历练，为自己制造些曲折来磨砺自己，不至于让自己的生活回忆起来平淡无奇，这是把美好放在回忆里。所以站在道的角度，“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向左向右运转皆无不可，纯任是非，一任自然以成事，就看处在一什么样的境遇。圣人，道在身体里是潜移默化，无需故作姿态，自然而然就这样去做了。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故钱钟书是得道者，在写吃葡萄这样的普通生活时，也能写出希望，写出了人们的心声，点亮了东方的曙光。也就难怪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了。文/沐木一时间/.5.4图片/来自网络尊重原创，请原文转载或转载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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