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围城》的作者钱钟书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一位散文家和小说家。你如果读过他那本篇幅不多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你将发觉那些充满了机智和隽永的语言也能在小说《围城》里找到。甚至像《管锥篇》这样渊博的知识也同样反映在《围城》里。机智、隽永的名言和略微带着讽刺的笔触，这可能就是钱钟书先生文章所特具的风格。读他的小说《围城》首先引人入胜的也就是这地方。
小说是从一般由欧洲通过红海驶向中国的船中开始的。而小说发生的年代也是富有意义的——全民族抗战就要爆发的一九三七年。
在小说的开头，我们就碰上了它的主人公方鸿渐。虽然方鸿渐是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而出现，但是更确切地说只是以他为中心，以他的故事为线索，由此来展现出和他同类但又姿态各异的一群人物。这里作者所采用的是一种讽刺的手法。通过对人物外表的刻画——它们往往是可笑的；对人物行动的描写——它们大半是言行不一的；这样就把这些生活在旧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虚伪欺诈，勾心斗角和拍马钻营通淋漓尽致地描绘下来了。
但是讽刺作为一种艺术手法运用于《围城》之中，它能刺痛，能把人物的可笑公之于众，可是整个作品的情调却又是带有喜剧意味的。因此当我们读这部小说时，我们会为这一幕接一幕的可笑的场景感受到抑制不住的快意的享受。只有当我们读完全书掩卷再思时，我们才猛然感觉到作者给我们呈现的实在是一幅相当黯淡甚至近于黑暗的情景。这时在我们脑际升起的是训导长李梅亭和校长高松年的丑恶的形象。因为尽管留学生方鸿渐是靠假文凭混进大学教书，赵辛楣是大言不惭的，甚至曹元朗、董斜川这些假名士是怎样的可笑，或者女留学生苏文纨怎样矫揉造作到令人作呕，但他们比起阴险的李梅亭，无耻的高松年和靠侄儿势力当上系主任的汪处厚，毕竟还是可怜的，是旧社会下的牺牲品。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实学，不过如果有实学，在那个社会中也不会有作为。
小说中的“三闾大学”虽然是虚构的，但只要想想三闾大夫的所在地，那也可能是“实录”的了。不管怎样，三闾大学就是作为那样一种“最高学府”而被描写的。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以讽刺艺术和喜剧情调取胜的小说，实在包含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的意义。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
《围城》是一部时代色彩十分浓厚的小说。正因为它集中地描写一部分的社会和一类人物，因此熟悉这一部分社会和这一类人物的特征和情况，对于我们更好地欣赏它是很有用的。而且作者的机智名言所蕴含的意义也要求我们需要具备较广泛的文学、艺术和历史的知识。
有这样两个例子。有一段说旧时的大学：“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学系学生，教育学系学生没有谁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这既是一种风气，又是说明一门学科在旧社会就同商品一样有一定的价值，读那一门课并不在于获得怎样的知识或者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而是因它们的实用价值和大学中的风尚而决定高下。这就是旧中国大学中相当普遍的情况，而为我们今天大学中的青年所难以理解的。
再如这样一句话：“外国哲学家是知识分子里最牢骚不平的人，专门的权威没有科学家那样高，通俗的名气没有文学家那样大。”这也是极透彻的观察，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哲学家一面享有崇高的地位，可是对于重实用和功利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自然不如科学家和工程师有用。同样，哲学家也比不上文学家，因为后者拥有广大读者，可以做到名利双收。而哲学家即使自负甚高，他的声誉也只在狭小的圈子内才感受到。商品和资本的社会决定了大学科系的高下，决定了哲学家的精神价值。作者写了他所熟悉的事情，但是他却无意中揭示了旧社会的隐秘。这就使那许多夹杂在故事里的议论，不仅它的机智可供欣赏，而且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作者善于刻划人物的性格，使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面貌，但是他们同时又从不同中显现了共相。所以方鸿渐就是方鸿渐，赵辛楣就是赵辛楣，正如我们读《儒林外史》，范进，马二先生，匡超人都各有其不同面貌，但又都是同一时代的同一阶层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