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也无声：《七哀诗》之四——从三位建安诗人笔下的董卓之乱再看建安风骨
悲声一泄尽由衷，反照诗心各不同。
磊落胸襟成气象，千人千面建安风。
曹操的《蒿里行》、蔡文姬的《悲愤诗》、王粲的《七哀诗》“西京乱无象”都是写发生在汉末建安前的董卓之乱，三个诗人从不同的环节以不同的身份亲历了同一场劫难，他们从自己的亲历亲见亲身感受出发，各自抒写自己在这场动乱中的遭际，描写这场动乱给家国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
笼统地说，三个人都“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意境宏大，笔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慷概以使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惟取昭晰之能”的汉魏风骨。
诗为心声，同一种题材，同一个背景，不同的诗人，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自然节奏所产生的反应不可能完全相同，不同的心理层次不同的身份地位，他们观察动乱的角度、理解现实的立场也不尽相同，所以，具体说来，这三部作品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曹操的《蒿里行》是站在正史的高度，分析概括总结整个事件的得失，点评这一段动荡的岁月里，对形势发展变化起重要作用的人物的行为影响，通过分析得失，总结经验教训，他把着眼点放在“义军”内部，深入剖析造成这场动乱的根本原因——“军合力不齐”，“势利使人争”，他以沉痛的心情指斥心胸狭隘的鼠辈把一场兴复天下的义举变成了自相残杀的动乱，殃及百姓生灵涂炭至于“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萧条惨象，他所反映的“人民的苦难”是“俯瞰”的视角，百姓的灾难在曹操的笔下是第三人称的“他”。
蔡文姬的《悲愤诗》的第一部分，也是实录这场劫难，她身陷动乱的中心，在灾难最深重的被掳者的队伍里，乱军“猎野围城邑”的时候，她站在城内亲历“所向悉破亡”的惨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的事情就发生在她的左右，她就是百姓中的一员，是侥幸躲过了刀斧的幸存者，她是“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变态”队伍里的一员。对于蔡文姬来说，这些事情就发生在她身上，所谓那场劫难中的生灵涂炭在她的笔下是第一人称的“我”。
而对于动乱的诱因和细节，她站在难民的队伍里是无从说起的，她是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但她的观察角度和她的切身之痛，让她无法看到整个事件的全豹，难以像曹操那样从历史的高度去把握这个历史事件。
王粲处在曹操和蔡文姬的中间，“势利使人争”的鼠目寸光他看不见，“斩截无孑遗”的杀戮暂时也波及不到他，他的感受相对曹操和蔡文姬更游离，他“西京乱无象”的描述显得更空泛，对制造灾难的罪魁也缺乏曹操那样的扼腕惋惜和蔡文姬那样的深恶痛绝，对百姓的遭遇既没有曹操“千里无鸡鸣”那样的深切自责，也没有蔡文姬“尸骸相撑拒”那样的切身痛楚，他的感受只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那样的“轻描淡写”。
曹操向下看，看不见具体细节，蔡文姬看自己，细节让她眼花缭乱，王粲看对面，聚焦抓住典型细节（抱子弃草间），王粲在对面看这个具体的典型场景，这个场景的主角——那个母亲和孩子——是第二人称的“你”。
建安诗人有一个最伟大的共同点，就是真实诚挚地描写自己的亲历实感，他们有着同样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样的风骨遒劲的文气，同样的刚健俊爽慷慨悲凉，但他们有各自的性情作风各自的身份地位各自的兴趣视角各自的心理节奏各自的人生阅历各自的社会角色……
他们真实地刻录生活刻录感受，因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气风格，在各自独特的风格基础上把自我个性色彩发挥到极致，建安文章浑然一体的风骨气格和异彩纷呈的个性特征，才是真正意义的辉煌。
梦也无声著名诗人、诗词评论家，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实践者传播者，作家、影视编剧、影视策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