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徐兆寿等文学报
新批评
现场
作家孙甘露的最新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出版以来，在全国文学评论界引起诸多反响，而关于孙甘露的写作探索以及这部红色历史题材新作的文学阐释仍有着广阔的空间。近日，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和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共同举办了《千里江山图》的笔谈活动，评论家、中文系教授与研究生共同从小说多重元素、时代精神再现、历史书写技艺、艺术新变、叙事特征等不同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评析。
主
持
人
徐兆寿
（评论家、作家）
参
与
人
李生滨孙强赵勇林恒陈锦荣高国靖冯树贤
金新辉牛鹤轩任智峰赵永辉张欣张睿聪
徐兆寿：孙甘露是新时期以来在先锋小说领域卓有成就的作家，我对他的阅读都定格在那些先锋小说里，多少已经有些陈旧了。因此，《千里江山图》的出现，对我本人乃至对整个文坛都是一件大事。他与李洱有共同的特征，即这部小说与《应物兄》一样写得很漫长，且名声在外，就是迟迟不见真颜。我想，这种漫长的写作是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心理现象，它可能是先锋作家在时代的洪流里如何重新确定自我、如何进一步面对当下和未来的一种心理过程。犹豫、徘徊、痛苦、不确定、重新构建自我等等，这些特征不仅仅出现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我想也是整个一代创作者的显征，也不仅仅在文学方面，还包括音乐、绘画、话剧、电影等方面。在我看来，在时代洪流转弯处，他们就是旋涡里的大石。他们面对的不再是西方这个文学外来母体，而且还有中国传统自身的文学母体，当然还有更多复杂的时代问题。所以我认为，《应物兄》与《千里江山图》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两个重要文本，但各自走的路不一样。如果将来有机会，可以把这两个文本再重新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进行讨论。
01
多重元素与时代精神的弥合
李生滨：中国现当代文学每一个十年都有作品承续叙事类型和故事结构的转向和再发展，年代《子夜》《家》《生死场》等长篇小说显现了启蒙批判的写实路向和艺术探索，年代《围城》《寒夜》《财主的儿女们》等作品确证了华夏儿女直面民族命运的道义担当和情感力量。延安文艺和十七年文学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传统，而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构成声势浩大的文学热潮，也引发了寻根文学思潮和先锋小说叙事的实验，确立当代小说多元开放的叙事形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现代主义思潮，深远地影响了后来所有作家的叙事追求和语言修辞。这样的文学史背景里，孙甘露是绕不过去的个性鲜明的小说家，特别是《我是少年酒坛子》内在情怀的荡漾和语言的奔放恣肆，《信使之函》显现了举重若轻的能力和宛转细致的风致。年代之后，先锋小说作家多有转向。孙甘露在生活的积淀和历史的阅读中，深入近代民族忧患的触摸和想象，以日常化的叙事捕捉个体的英雄情怀和民族情怀。小说《千里江山图》因与北宋王希孟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形成了共构关系，深化了小说英雄情结的内在主旨和民族主义的悲剧蕴意。小说从生活细节与场景细节的描绘中浮现了一个艺术和生活双重真实的世界。而附录使得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故事被强化，被镀上一层氤氲历史气息的文本质感。革命年代的悲壮故事的个性化叙事，再次引发我们对民族精神、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心灵涤荡。
▲《千里江山图》局部，北宋王希孟
孙强：作为一个先锋小说作家，孙甘露在沉潜多年之后，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小说的题材、人物塑造、叙事方式都呈现了很大的变化，从扑朔迷离的先锋叙事转向了朴实平整的现实叙事，为革命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艺术可能。《千里江山图》末尾的附录材料和一封烈士的遗书在提醒读者，小说和一段真实的历史有关，这些材料和小说正文部分构成了互文性，档案材料里对陈千里的采访可谓乏善可陈，对“我”而言，疑点重重，无论是人物的纠葛和历史细节都留下了很多的空白，这些空白和疑惑则在小说部分得到了重现和还原，当然是以想象和虚构的文学方式。这种互文性与其说是一种小说修辞的需要，还不如说表达了作家的历史意识，尤其是对革命历史的理解和虔敬。对历史的好奇和革命主题的理解无疑构成了小说内在的叙事动力。在21世纪如何面对现代中国历史，如何叙述革命传统，既是一个小说家要着手处理的艺术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和时代问题。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到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再到近年来的“谍战风潮”，从《红岩》《红高粱》到麦家的《解密》《暗算》系列等等，我们看到历史和时代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也看到了一代一代作家对艺术创造的追求。“烈士的遗书”告诉读者，“我”与“你”同在，“我在望着你，在这世界上，在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因此，小说体现了明显的重访、重申历史的愿望和意识，不仅在给大家讲述一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历史故事，也在现实和历史之间建立了一种精神联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进一步说，小说对革命历史的重述，也是在新的时代试图重建我们自己的主体性、时代的主体性，尤其在一个网络技术极度发达、消费主义充斥的多元文化语境中。
赵勇：小说《千里江山图》涉及的元素众多，最重要的元素有三个，谍战、红色叙事、传统文化。其中谍战故事是其基本骨架，红色叙事构成小说的内在肌理，而小说中的“千里江山图”作为传统文化符号式的叙事装置则构成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同时也形塑了小说的外在精神气质。自年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潜伏》热播之后，谍战成为文学影视的热门题材，无论在严肃文学界还是网络文学领域，谍战题材都深受作者和受众喜爱，尤其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后很容易成为“爆款”，今年来更是连古装剧也开始“蹭”谍战题材的热度，比如热播的电视剧《风起陇西》就是以“谍战三国”的噱头制造了一波吸睛效果。可以说，谍战这一题材有着充分的大众接受基础。红色叙事在我国也有着扎实的社会文化基础，无论在主流话语角度，还是普通受众层面，红色叙事自有其通行的一套法则，无数“红色经典”在新的时代被不断地改编以至于形成“再经典化”，就充分证明了红色叙事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千里江山图》结合了谍战的骨架和红色叙事的肌理，又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其赋予独特的精神气质，是一部试图弥合严肃文学、影视文化和新媒体轻逸化书写的优秀作品，它代表了当下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那就是将主旋律价值、大众接受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巧妙地衔接起来，从而创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浑然天成的作品。
▲《风起陇西》中的密信道具
02
历史书写的多种可能
任智峰：小说《千里江山图》叙述发生在历史现场的真实故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他以小说的虚构艺术力图还原历史面貌。《千里江山图》中的历史书写带有典型的“风物志”特性，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褶皱中的细节来图绘时代肖像，而孙甘露正是打捞出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历史“细节”，以风物志的艺术创作手法表现出来。小说描写了各式各样的“物”，这些“物”不是冰冷的物理性存在，而是历史的肌理。《千里江山图》中的风物志书写首先表现在对故事发生环境的细致描摹，比如在“骰子”一节中，随着赶赴会议地点人物视角的变化，上海的风物开始逐一出现，小说家以摄影师式的冷峻手法描写环境。孙甘露在对上海的历史以小说的方式进行还原时，着重对事件发生时的风物进行诗学锻造，这种历史书写便具有了打造历史和重返历史现场的能力。其次，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还对历史事实加以有效“挪用”和融合。作为一部以潜伏和斗争为主线的谍战小说，小说家取材于历史事实，但他并没有囿于史料，也没有在小说中堆砌史料，而是进行适当的虚构和裁剪。在《千里江山图》中，对风物的描摹既是历史书写的手段，其自身也是小说创作的潜在目的。对历史的书写必然离不开对历史细节的重现，孙甘露在小说中如此青睐以风物所构建的历史细节，其原因在于小说要在一个高度还原的现场讲述历史，塑造业已逝去的人物。《千里江山图》以历史书写的风物志创作手法旨在从时间的流逝中凝固具有意味的瞬间，并由这个瞬间打开进入历史的门径，这是孙甘露创作《千里江山图》时的匠心所在。
冯树贤：小说《千里江山图》是近年来谍战小说、谍战影视剧热潮持续的又一高峰。在这之前，谍战小说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产生了一批颇有分量及影响力的优秀小说作品，比如龙一的《潜伏》、王小枪的《面具》、麦家的《风声》、肖锚的《风筝》，以及网络文学谍战题材类小说如乌鸦与麻雀的《孤岛风云》、寻青藤的《谍影风云》、可大可小的《交锋》、只爱煞英雄的《惊雷》、如水意的《间谍的战争》等，这些作品有很多已被改编为影视剧，从另一个方面促进着谍战文学向新的高峰迈进。并且在谍战小说中，作家们将之前高大伟岸的英雄形象逐渐落实于普罗大众的身上，将之前二元对立的观念打破，形成多维侧面展示，使得文学作品散发出了更强的生命力与更为持续的影响力。
赵永辉：《千里江山图》中呈现出强烈的时间纵向叙述观念，将时间设置为线性时间，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串联起人物和事件的基本线索，进而建构起整个故事，在个人化的历史叙事中着重描写小人物的爱恨情仇。孙甘露将看似庞大难以触及的历史风云落实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赋予历史肉身更为具体和感知的审美形式，以小人物写大时代，在历史叙事中摹画出时代的背影以及生活在历史现场的人的多样情状，以写实手法营造出具有洗去浮华而细腻真实的历史叙事。小说叙事节奏紧凑，情节推动迅速，对于文学与历史的结合与呈现可谓相得益彰。孙甘露对历史保持尊重和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