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杨绛先生在她跟钱钟书先生的婚姻中，是万能的。没雇佣人的时候，洗衣做饭是她，买菜修东西也是她。
杨绛先生，是女先生，是女强人，是贤妻良母，也是时代才女。她以一己之力，在战乱的年代，在动荡的年代，成为一个家庭的核心骨，为钱先生为女儿撑起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家。
《围城》巨作创作的历史背景
钱钟书先生一九四四年动笔写《围城》，一九四六年完成。
期间，正是他们夫妇生活困顿的时候。
当时，上海沦陷，杨绛所在的学校停办，她暂代家庭教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
钱钟书陷落上海后没有工作，杨绛先生的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工作让给他，他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杨绛夫妇一起看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钱钟书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杨绛非常支持，催他快写。
《围城》巨作创作时的家庭环境
《围城》写作的时候，恰好杨绛家里的女佣家乡生活好转，跟杨绛说要回家。
杨绛没有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是自己把女佣的工作兼任了。
你能想象吗？我们眼中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杨绛先生，能够妙笔生花的杨绛先生，在那个时候居然化身万能主妇，干起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营生。
因为杨绛出身较好，从小没做过这些事情，作为外行的杨绛，“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
可是怎么办呢，杨绛先生急切要看钱钟书写的《围城》，为了这精神食粮，即便做灶下婢，杨绛先生也心甘情愿，为了跟爱人钱钟书先生长相厮守共话西厢，再艰苦的生活，她也甘之若饴。
《围城》是小说，是创作，不是传记
杨绛先生，在上海沦陷期间，陪同钱钟书先生苦中作乐，积极创作，对于《围城》的创作初衷及背景最为熟悉，最有发言权。
她说：《围城》只是小说，是创作而不是传记。
钱钟书先生在创作《围城》的时候，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
至于小说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或许其中的几个角色有点真人的影子，事情却子虚乌有；有些情节比较真实，人物却均为捏造。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不是生活。
杨绛认为，小说里“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所以，大家大可不必着急地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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