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方鸿渐的“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本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塑造的一类典型文学形象，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贵族出身，生活优渥，受过良好教育，受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影响，对现实不满，但个性平庸，不能放下架子，不能自我牺牲，并没有通过脚踏实地的工作来改造社会的准备，成为空怀理想、一事无成的“多余人”。如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毕巧林（莱蒙托夫）、罗亭（屠格涅夫）、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文学曾被大量引入国内，一些敏锐的进步作家受到启发，也创作了一批反映“多余人”生活的小说，如鲁迅笔下的涓生（《伤逝》）、曹禺笔下的周萍（《雷雨》）、巴金笔下的觉新（《家》）、柔石笔下的肖涧秋（《二月》）等。与俄罗斯的“多余人”不同的是，中国的“多余人”还略作了些反抗，撞得头破血流，发现与旧势力相比，自己是如此弱小，于是或者忍耐或者逃避，等于放弃了反抗。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每当面临大变革，总是像一股滚滚“铁流”，那些不惧牺牲投身洪流，而且不怕失败、坚持斗争的人，才能走向胜利，终有所成。但这“铁流”也会淘汰出一大批自私懦弱、安于现状，前怕狼后怕虎的人，大变革来临时，总是不难发现这样的“多余人”。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反映的是年前后，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此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恰是风雨飘摇的时代。
方鸿渐出身于江南著名乡绅之家，但他对于传统文化并不热衷，偶然的机遇让他有了留学的机会，这机会不是他自己争取来的，也就没有强烈动机要学什么，于是他改留学为“游学”，辗转于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等大城市，算是把“西洋镜”看了个遍。等到钱花得差不多了，他索性买了一个假文凭，回国交差。
回国以后，他也没有什么职业规划，轻轻松松地混日子，流连于个人情感的小追求、小游戏，乐此不疲。
“岁月静好”的日子并没有多久，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很快进犯上海，国民党政府一退再退，方鸿渐的小日子当然也受到冲击。他虽然对社会上一些官僚、文人的汉奸行为十分鄙视，可也从来没想过要参加救亡，或和他们斗争。只是被动地随着命运驱使而流亡到内地，后来又再返回上海。
方鸿渐学无所长，又不肯在动荡时代锻炼成长，即使他愿意随波逐流，也无法过上安稳的日子，无论是在亲戚的银行、朋友推荐的报馆和内地的流亡大学里，他都是可有可无的角色，他的假文凭还屡屡被人拿出来示众，嘲笑，成为他人生的一大污点。当最后他终于出于义愤，“有骨气”了一回，跟随自己的上司集体辞职时，他也是第一个被批准的。
方鸿渐的悲剧不仅有社会的原因，也是他自己造成的，这类人放在今天，如果成为上班族，却不跟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学习进步，自己没有担当，却牢骚满腹，满足于浑浑噩噩的小日子，也同样成不了气候，迟早成为“多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