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导演阿甘回归现实主义的新片《高兴》令人耳目一新。该片讲述两个陕北农民刘高兴和五富到城市打工的经历。他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人情世故中努力寻找着生存根基，在肮脏不堪的环境和城乡思想隔阂中寻找实现梦想的道路。
刘高兴无亲无故，人生失意，但他在进城前把原名改成了“高兴”，寓意要高决地面对未来的人生之旅，用宽阔的心态去苦中作乐；五富简单热情，爱钱爱吃至为自己吞食一元硬币而费尽心思将其弄出来，并拿着它在邻居面前进行“阿Q式”的炫耀。这两人为了能在城市落脚，先做起了“破烂王”，也就是在这份别人看来并不体面的工作中，他们找到了快乐源泉，学会了与人为善，追求着理想.也许你会奇怪阿甘为何突然“转型”，看完该片后你会发现，阿甘还是阿甘，电影仍归拍得很幽默、很搞笑，只是阿甘似乎一夜间变成了“思想家”。当影片中刘高兴驾驶着自制的土飞机遨游天空时，不得不让我们这些整天生活在钢筒水泥“围城”中的都市人去思考。在“压缩饼干”式的紧张生活中，我们似乎已迷失和丧失了追求理想的方向和冲动。相比刘高兴他们，也许我们的生活不那么贫困，他不需要为基本的生计而烦恼，但我们确实缺少了最根本的生活基调—单纯。
艺术的功能是表现，表现往往又是体现在叙事过程中。如何展现刘高兴他们纯真善良的一面，又不仅仅只是像小说那样用文字去叙述和描写，阿甘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一改原著写实的悲剧情调，以一种积极达观的态度去表现现实主义内层中最隐秘的那份单纯和浪漫。为增加浪漫元素，阿甘特意在《高兴》中加入了大量的歌舞场景和一些表现人性真善美的象征符号，如刘高兴经常给不相识的瘫痪老人送鲜花，不仅加强了叙事功能，更使浪漫主义色彩扑面而来。之前，管虎的《上车，走吧》、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等影片在描写农民进城打工寻梦的经历时，或喜或悲，现实有余而浪漫不足，从而使影片缺乏些许张力，人物的丰满度配比失衡，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叙事流程，而在《高兴》中我们看到了久违的浪漫元素。不得不承认，该片植入的大量歌舞成分，一方面看似有些不伦不类，混搭现象严重，没有统一的风格，可以说是百老汇歌舞剧、现代舞、传统剧的“山寨”版；一方面可能会让观者不习惯，在剧情进展中穿插有些突兀，还带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意味在里面，让人难以接受。
对此，阿甘说，歌舞场景的设置只是表达一种人物心情和体现叙事功能。可见，小人物，如片中的农民工，是需要这种“浪漫”的—不只是爱情方面，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他们的生活不应该是卑微的，只要心怀梦想，哪怕只是“白日梦”，只要想了、做了，无论成败与否，都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丰富的、快乐的。在着重体现浪漫元素的同时，阿甘没有偏离本片现实主义的艺术氛围，而是大胆地采用夸张甚至有点怪诞的“意识流”的纯艺术形态来诠释该片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一群“不堪”的人在航脏的环境中千净地活着。阿甘说，我拍这部电影的初衷就是要让观众感到高兴、温暖、幸福。不可否认地说，阿甘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