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摄影：诗意苦旅，还是语言游戏？
让人物以某种形式进入风景，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与所处环境关系的认知方式。当然，由于对自然的态度截然不同，中西方在具体表现方式上面貌迥异。
中国人很早便确立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影响至今。山水从早期只是稚拙地作为故事画的背景出现，如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及同期的敦煌壁画，到标志着山水画真正独立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再到登峰造极的宋元山水画；从勾填敷色到大小青绿再到文人墨戏，大致勾勒出古人对自然从懵懂到亲近，从稚嫩到极致的图像演变过程，并确立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稳定图式。人的形象一般来说比例较小，以一种闲适、融洽甚至忘我的面貌实现在自然中的和谐存在。即便是表现艰苦劳作的场面，也大多充满乐观主义色彩和诗意气氛。这一点，不论是号称“圆柔疏散”的南宗一派，还是“方刚谨严”著称的北宗画法，都表现得很充分。如董源的《潇湘图》、马远的《踏歌行》。
相反，西方文化强调人的自我超越以及对自然的征服，自然更多地表现为与人类的对话关系，常常用来烘托或者隐喻人物。不论是中世纪的祭坛画，还是后来的文艺复兴、巴洛克、新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抑或印象派、超现实主义，都是这一理念的延续。
因此不难想象，当摄影术出现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西方人的照片中。只不过这种关系增添了现代社会的内容而已。
随着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冲突加剧，并伴以贫困、战争、疾病、伦理等问题的涌现，当代摄影越来越扮演了一种社会良知的角色。如果说“新地形学”摄影还只是摄影师对高歌猛进的人类活动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发出的警告，那么到了密斯拉克（RichardMisrach）时，已发展为对大工业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的痛心批判。不过，这种以直白、冷静的客观态度直面问题的方式似乎少了一份人性温度和文化弹性，摄影师于是开始尝试从文化多样性和人的精神层面重新反思人与环境的关系。
美国摄影师艾克·索思（AlecSoth）的组照《眠于密西西比》（SleepingByTheMississippi》在手法上可以看做是向西方传统艺术的某种回归。虽然作品有一些颇具诗意的自然景观，但我们看到的依然是毫不掩饰的人性，大量特写镜头，冷静的呈现，因此从实质上来说仍是表现沿岸人们生活状态的纪实摄影。
这种直面问题的手法在中国年轻摄影师王久良手中表现得很充分，但或许过于充分了。将触目惊心的垃圾问题赤裸裸地呈现给观众，造成的心理冲击和压抑感在文化上与崇尚含蓄、温情和诗意的中国传统并不十分契合——虽然《垃圾围城》中的某些作品也不乏诗意色彩。隐忍的痛苦比撕心的哭嚎更悲恸，诗意的表达比简单的说教更深沉。因此就不难理解姚璐和洪磊对宋代绘画风格的模拟，他们都是在精致优雅的伪装之下让每一个走近的人赫然直面“惨淡的人生”。
张克纯拍摄黄河沿线的目的明确，“中国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矛盾冲突的地方，这些现实的东西不可回避的出现，我们都没有办法成为局外人，毕竟这条河承载了太多。其实在黄河边也就是所有中国人的状态，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小人物的状态。”作者坦承，“在拍摄之初我是想完成一次诗意的行走，类似像AlecSoth在作品《SleepingByTheMississippi》中呈现的状态”，但“后来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还有很多现实的问题”。
虽然如此，张克纯的作品在多数人眼中依然是抒情的、诗意的，有很强的个人化图式特征。“弥漫着的大面积质感的烟灰、沙黄、灰绿，在视觉上形成一种着意缓慢的节奏，而人的出现往往渺小”，从而产生“某种无意识的荒谬感”。这种“荒诞感”其实来自摄影师试图在现实语境中接续传统文人画图式和语境所带来的“违和感”。如果说姚璐和洪磊是在残酷的真实中虚拟了对传统文化记忆的想象，那么张克纯则是幻想着能够通过裁剪现实隔离出一隅让灵魂栖息的静谧空间。《北流活活》中的很多作品都表现为所谓“景大人小”的特征，这正是对文人画中“点景人物”的比拟。不过，张克纯传达给观众的，不是“天人合一”的惬意与淡然，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茫然与悲哀。
或许有人更愿意拿《北流活活》与英国摄影师纳达夫·坎德尔的《扬子：长江》相提并论。初看之下，两者在图式上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有根本性的区别。纳达夫以清晰、简洁的方式“讲述现实与历史的断裂”，没有“隔离”，无从逃避，只能面对。
姚璐和洪磊的作品还有一个潜在的动机是寻求中国当代摄影的民族身份独立与合法化。强烈的传统图式特征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化策略。塔可则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极致——或者说，更偏执。如果说张克纯作品中的男男女女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孤独与无力感还只是摄影师主观情绪的投射，那么塔可《诗山河考》中那些悲天悯人、甚至带有某种仪式感的人物形象则更像是在摄影师导演下一个个夜行的梦呓者。这种形式和主题当然也是传统文化基因在当下的某种延续。摄影师试图以《诗经》这样的元典重建对现实的观看方式，谋求以个人化图式表达对传统文化的朦胧致敬，以及对现实种种的无声叩问。
在传统文人画中，不论是劳作的百姓，还是闲游的文人，均表现得与世无争、各得其所。但《诗山河考》中的人物与景观显然处于一种悖论关系。人物在仪式性极强的冥想状态中具有很强的符号特征，但这种看似十分明确的精神与文化指向却不可避免地遭遇语义模糊的困境。与其说他们表现了摄影师所追求的“欲说还休”的“对生活的理解”，毋宁说更像是一帧帧精致的观念艺术的定格。
不论是传统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还是当代摄影中人与景观的矛盾冲突，都是文化与现实的必然产物。如何了解和延续自己的民族传统，在回归摄影本体语言的基础上寻找个人化图式，是一场真正的诗意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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