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六年（），正在西欧四国访问期间的大清公使薛福成参观了巴黎油画院，被一组名为《普法交战图》的大型油画深深震撼。据他记载，这是一间圆形的展室，巨幅的油画挂满了四壁，光线从头顶射下来，人站在屋中四望，恍如置身战场：
“则见城堡、冈峦、溪涧、树林，森然布列；两军人马杂遝；驰者、伏者、奔者、追者、开枪者、燃炮者、搴大旗者、挽炮车者，络绎相属。每一巨弹堕地，则火光迸裂，烟焰迷漫；其被轰击者，则断壁危楼，或黔其庐，或赭其垣。而军士之折臂断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睹。”
之所以这么惨烈，是因为画的是法国与普鲁士战争中遭遇的一个大败仗。
薛福成好奇地问翻译：“余闻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令人丧气若此？”
我看完《南汉山城》，也有同样的疑问。
这部电影讲的是年朝鲜国王仁祖李倧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位于韩国首尔近郊）四十七天的故事。或者更准确来说，是用非常克制和写实的艺术手法再现了那段对韩国非常重要的历史。
说重要，尽管早在九年前（），面对皇太极咄咄逼人的攻势，朝鲜已经被迫与后金结盟，但是并未像皇太极希望的那样彻底断绝与明朝的关系，而且还做出了暗中收留明朝败将，乃至在皇太极称帝朝贺时拒绝向他叩头行礼等违背盟约的举动，令皇太极大为光火。而围城过后，双方再次签订和议，规定朝鲜成为接受清朝册封，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当然，即使如此朝鲜也并未诚心归服，出于对历史上明朝曾一再救援朝鲜的恩德，更出于对儒家文明价值体系的高度认同（当时的朝鲜号称“小中华”），在整个清朝统治期间，朝鲜朝野上下都盛行着一种“思明反满”的普遍情绪。最典型的表现大概就是葛兆光先生在《西方与东方，或者是东方与东方》一文中提到的，他们私下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乃至来华使节所写的旅行记录也不再称为《朝天录》而是叫《燕行录》，似乎“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清帝国来，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
但是南汉山城一仗，朝鲜毕竟是打输了，输了的后果还不光是违背意愿签了和约，改了宗主，为了表示臣服，还包括仁祖本人身着代表臣子身份的蓝衣，摒退仪仗，率世子与百官对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大礼，并将世子及次子都送付清朝作为人质，事后还在跪拜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大清皇帝功德碑”。皇太极这才志得意满撤军（说句题外话，片中皇太极一口满语，比什么张国立张铁林乃至陈道明演过的那些清朝皇帝威风多了）。
这真可谓尊严扫地，屈辱至极！
更让人费解的是，该影片不但如是还原这些屈辱的场景，还着力表现了国家危亡之际，以金鎏为代表的很多官员只顾个人利益的种种丑态，这部分内容的比重之大几乎盖过了以金尚宪为代表的斥和派和以崔鸣吉为代表的主和派的核心冲突。
影片甚至还给了在议和中为清军担任翻译的“朝奸”郑命寿理直气壮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面对金鎏“你是朝鲜人，为什么要帮清人？”的指责，他大声回答道：“我父母是奴婢，所以我也是奴婢。在朝鲜这个国家里，奴婢根本不是人！以后不要认为我是朝鲜人！”这更是令人瞠目的“自曝家丑”。
我看过的比较尊重历史的影片《一九四二》，也删去了刘震云原著中提到的“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据数据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等伤害民族自尊心的情节。（当然，刘震云的表述是否完全符合史实，还有一定争议）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部电影对民族痛史乃至丑史都胆敢直言不讳呢？
回到文章开头的提问，薛福成从翻译那里得到的回答是：法国人之所以浓墨重彩表现失败，“所以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也。”
可是《南汉山城》却注定达不到同样的功效，因为韩国在东亚的地位与法国在欧洲根本不能相提并论，韩国再怎么奋发图强，在国际上也无法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要在很大程度上顺应周边几个大国的博弈结果。还未了结的朝韩冲突和“萨德危机”就是明证。
所以这部片子不但是揭开了一个陈年的伤疤，还显然影射着一个正在汩汩流血的伤口。
那么大费周章拍摄这部影片的意义何在呢？像西邻那样多拍点“主旋律”“正能量”的电影不好吗？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部影片还拿到了韩国电影最高奖“青龙奖”“最佳剧本”。
当我知道该片导演就是曾执导过《熔炉》的黄东赫，疑问才稍稍消除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