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河战后，契丹的南下军事经略，发生了哪些改变？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高梁河之战后，契丹虽重新获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但南境的安危问题并未就此解决。此后契丹重启了中断多年的南下政策，开始积极南下军事经略，然景宗并未提出清晰的经略目标以彻底解决幽州安全问题。
就作战过程而言，其持续对宋廷河北、河东沿边地区的进攻，暂时遏制宋军对幽州的军事威胁，但并未伤其根本，一旦契丹停止南下军事经略，宋军定然会再次北征。
南下军事经略的困境契丹以河北为主战场，分两道南下攻宋。十月“休哥率本部兵从匡嗣等战于满城”，从战场位置来看，韩匡嗣似有意进军定州。然韩匡嗣并非战将，在到达满城（今河北满城）后面对列阵的宋军，却未能发挥契丹骑兵的战术优势与宋军进行平原决战，而是开阵纳降。对于休哥的正确建议“彼众整而锐，必不肯屈，乃诱我耳，宜严兵以待。”拒绝采纳。
导致宋军趁契丹军队开阵纳降之际，“鼓噪疾驰。匡嗣仓卒不知所为，士卒弃旗鼓而走，遂败绩。”满城大败，完全是景宗责任，明知韩匡嗣本非战将，却强行以其为统帅，致其轻敌冒进。然从耶律休哥所言可知，契丹军队中正在形成一支拥有中原作战经验，熟悉中原军队战术的契丹军将，这为圣宗南下军事经略中得以深入黄河奠定了基础。满城之败，未能实现景宗“报围城之役”的目标。
乾亨二年（）十月，景宗下诏亲征，将作战方向从满城转至瓦桥关。十月二十九日，景宗率军包围瓦桥关（今河北雄安）。
从《辽史》记载：“宋兵夜袭营，突吕不部节度使萧干及四捷军详稳耶律痕德战却之。壬寅，休哥败宋兵于瓦桥东。守将张师引兵出战，休哥奋击，败之。戊申，宋兵阵于水南，休哥涉水击破之，追至莫州，杀伤甚众。己酉，宋兵阵复来，击之殆尽。”来看，契丹在此战中取得大胜。
然从休哥追击至莫州，而景宗銮舆丝毫未动可知，景宗的作战目的并非收复三关，除“报围城之役”，更多的是以攻为守，确保幽州安全。值得一提的是，宋军莫州大败使宋太宗极为紧张。十一月十日宋太祖下诏北巡，同时提到“朕当续御戎军，亲临寇境，径指西楼之地，尽焚沙漠之庭。”
可见其北巡意为反击契丹南下，进而收复幽州。可当景宗收军北归后，宋太宗亦南归，未再言北征之事。此足见宋太宗并不敢贸然北进，其意不过是为鼓舞沿边战败守军的士气，确保河北安全。这也说明，景宗以攻为守的南下军事经略，虽无具体的作战目标，但也能暂缓幽州危机。
北宋对幽州的威胁乾亨三年（），景宗虽未亲自率军南下，然沿边的袭扰作战并未停止。如“正月，宋易州言破契丹数千众，斩首三百级，马五百匹，器甲以千数。”
“五月，契丹以七千人入侵平寨军。”“六月，平寨军言破契丹万余众。”这亦是边境袭扰战事的延续。乾亨四年（），在平定了耶律喜隐等人的叛乱后，景宗于四月再次南下。四月“至满城，战不利，守太尉奚瓦里中流矢死。统军使善补为伏兵所围，枢密使斜轸救免，诏以失备杖之。五月班师”。
此次南下从作战过程看，契丹作战时间并不长，景宗所驻之地应为大军，而耶律善补应为先锋军，景宗在先锋军战败后便守军北归，足见其目的仍是袭扰。另从兵力而言“是月，契丹三万骑分道入寇：一袭雁门，一攻府州，一趋高阳关”。
即使大部契丹骑兵集中于河北亦不过两万骑，此兵力南下其目的不会是大举入侵，而是以攻为守的袭扰作战。总而言之，面对宋军对幽州的威胁，景宗并无彻底对策。在宋军撤退后的两个月，景宗制定的反击目标仅是“报围城之役”，也许景宗认为宋军在高梁河之败后不会再北犯幽州，“报围城之役”的战斗足以威慑宋军。
亦或景宗确实没有任何确保南境安全的对宋政策，“报围城之役”不过是挽回景宗在白马岭之战以来的政治尊严，后者恐怕更切合实际。长期以来契丹对中原的保守政策，使契丹军将大多缺乏对宋作战经验，并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防御或进攻计划。而雄州议和改变了契丹传统“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的外交认识，让景宗通过外交手段暂时解决了南疆安危，这就使景宗更加轻视对南疆安危的军事规划。
当乾亨元年宋军来攻时，契丹手足无措接连败北。尽管高梁河之战击败了宋军，但只是击退了来攻的宋军，并未解决南疆的安危问题，重启南下已成必要。显然景宗并不知晓，南下军事经略达成何种目标能够解决北宋对幽州的威胁。
从其选用韩匡嗣主导南下就已可知，决定南下军事经略的契丹中枢并无军事才能，这就使“报围城之役”仅达到挽回景宗颜面的目标，宋军对幽州的威胁仍将持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乾亨元年开启的南下军事经略，为契丹锻炼出大批具有丰富中原作战经验的契丹将领，这为圣宗时期的南下军事经略奠定了基础。
乾亨四年（）九月，景宗病逝于详古山。圣宗继位后，立刻任命熟知对宋战事的于越休哥“总边事”。在具体措施上，休哥放弃了景宗时期以攻为守的南下军事经略，转而采用“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的被动防御方式来确保幽州（今北京）的安全。从主动进攻到被动防守，这一确保幽州安全战略的转变，表明在南下军事经略的问题上契丹暂时存在着困境，而这一问题，似乎被北宋察觉到。
宋雍熙北伐与契丹的反击统和元年（98）十一月，宋“高阳关捕得契丹生口，送至阙下”，宋太宗“召见，言契丹种族携贰，虑王师致讨，颇于近塞筑城为备。”从耶律休哥“修武备”之举，可知契丹生口所言确为事实。宋太宗得知契丹俘虏的上言后，认为契丹“修筑城垒，为自全之计耳。”这是契丹虚弱的表现。又从“数有人自北边来，侦知契丹事。”得知“自朝廷增修边备，北人甚惧。”因而有意再次北征。
尽管宋琪表示，此时契丹内“部下携贰必矣，国家不须致讨，可坐待其灭亡。”不支持宋太宗北征，但这在宋太宗看来此时无疑是最好的时机。未久宋太宗便向臣下表示，“异时收复燕蓟，当于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设堡寨，自绝南牧。”并开始在河北边境再次进行战争准备。统和四年（）三月，宋太宗正式遣军北征。
此次北征，宋太宗吸收了高梁河战役孤军深入，决成败于一战的教训，采用声东击西之策，分三路北征。以东路军曹彬为主力，进攻幽州（今北京）。中路军田重进，取飞狐道攻蔚州（今河北蔚县），经山后入幽州。西路军潘美，取雁门关北出，亦自山后入幽州。
战争初期由于契丹军队主力正东征女真，山后与幽州地区的防御不足，致宋军的进展很快。当宋军大举来攻时，契丹并未如景宗时手足无措。首先，面对南境兵力不足的问题，圣宗下诏“宣徽使蒲领驰赴燕南与休哥议军事，分遣使者征诸部兵益休哥以击之，复遣东京留守耶律抹只以大军继进，赐剑专杀”，“诏趣东征兵马以为应援”，“赐林牙谋鲁姑旗鼓四、剑一，率禁军之骁锐者南助休哥。”
尽调一切可用之兵南下增援。其次，固守战略要地。宋军中、西两路兵的作战目的是在收复代北地区后，经山后入幽州同东路军会合，因此守住山后威塞军是打乱宋军计划的关键。三月十三，圣宗与皇太后驻兵武州（今河北宣化）驼罗口，其目的除督战外亦是为防御宋军中、西两路军进攻山后。
平州（今河北卢龙）是东征大军回援幽州的必经之路，在圣宗驻跸武州的同时，“诏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备宋。仍报平州节度使迪里姑，若勤德未至，遣人趣行，马乏则括民马，铠甲阙则取于显州之甲坊。”尽管此刻契丹兵力并不如宋军，然无论山后亦或幽州之处的契丹军队已无景宗之时的畏敌之态。如西南面招安使大鹏翼，在抵挡田重进进攻时“遣骑挑战，势颇张”，“一日五七合”。
河北方面宋军“李继隆、范廷召等皆中流矢”，契丹军队的顽强抵抗使曹彬“督战愈急”。契丹的奋力抵抗，无疑遏制了宋军的攻势，为援军的到来争取了时间。在战事进行了一月有余后，田重进仍在蔚州。潘美虽在四月初二攻陷云州，但此后亦未进一步。而曹彬在涿州（今河北涿县）的反复进退，成为契丹击破宋军的重要机会。
四月，契丹东征大军大部回撤后，契丹开始反击。早在四月初，曹彬所率东路军便已攻占涿州，但由于中、西两路宋军进展缓慢，耶律休哥又断绝宋军粮道，曹彬在涿州屯驻十余日后，“食尽，乃退师至雄州，以援供馈。”然曹彬的撤退计划被宋太宗制止，宋太宗要求曹彬停止退却，重新夺取涿州。此时契丹回撤的东征大军，趁宋东路军重新返回涿州之际开始反击。
结语总的来说，尽管曹彬最终再次占领涿州，但因“敌当其前，且行且战，去城才百里，历二十日始至。”显然宋军已失去了作战初期的军事优势，宋军此刻占领涿州已无战略意义。